李连捷：为我国土壤科学的发展奋斗终生|人物

导   读

他认为土壤应在宏观系统理论上帮助农业生产的发展,他曾说过:“土壤学绝不是只研究那二亩半土地,而要把眼光放在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开发和治理上。”

文/李维炯 倪永珍(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来源：第四纪研究（2002年第1期），原题为“为我国土壤科学的发展奋斗终生的李连捷院士”。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内外著名土壤学家、原北京农业大学土壤学教授、我们尊敬的导师李连捷先生离开我们已经10年了。10年来,李先生那刚正不阿的性格、严谨治学的学风、诙谐幽默的话语和慈祥亲切的面容,时时浮现在我们的眼前、回响在我们的耳边,成为我们对他永久的怀念。

李先生将他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他所热爱的土壤科学事业,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他在土壤发生和分类、土壤地理分布、土地资源调查和区域评价以及土地资源合理利用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和深入研究,为我国土壤科学的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了重大贡献。

1 理论联系实际,奠定了坚实的专业基础

李先生1908年6月17日诞生于河北省玉田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27 年毕业于北京汇文中学后,考入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立志学医。1928年日本侵略军出兵侵占济南,李先生被迫离开济南,转入燕京大学理学院学习地质地理学,1932 年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

大学毕业后,李先生被聘为中央地质调查所调查员,曾经和国内同行,以及协助美国土壤专家J . Thorp 博士到我国许多省份进行土壤和地质等调查。在调查过程中,李先生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尤其注意在实际工作中锻炼和提高自己的知识和本领,先后撰写了论文9篇,对我国的土壤发生和分类提出了独到的科学见解,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重视和好评。

由于李先生在土壤学调查和研究方面的特殊贡献,1940年获中华文化基金奖,被派往美国学习和深造。李连捷先生以其所具备的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能力,到美国以后,仅用了一年的时间,于1941年就学完了硕士学位的全部课程,顺利通过论文答辩,获得美国田纳西大学农学院理学硕士学位。

1941年秋季,李先生转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他边学习边承担了美国土壤发育速度的研究课题。在充分掌握美国土壤学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大量的调查和研究,最后以当地印第安人在1 800aB. P. ,用“卑罗软黄土”营造的墓地为时代标志,并根据碳酸钙、小于0. 2μm 粘粒的移动、盐基交换和无机碳总量等土壤参数在土壤剖面中的变化,来计算土壤发育的速度。这项研究成果受到了美国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作为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的论文发表。1944 年李连捷先生因此而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李先生扎实的专业理论功底、丰富的实践经验、娴熟的野外工作能力和技巧,以及熟练标准的美式英语会话本领,受到了美国同行的赞赏。在他获得博士学位以后,美国军事制图局聘他到美国联邦地质调查所军事地质组工作,专门从事土壤地理分布和行军条件以及土壤学在军事工程上的应用等方面的研究和制图。在美国期间,他进行了大量的野外考察,参观访问了20 多个州的农业院校、试验场和水土保持站,足迹遍及大半个美国。

1945年,37岁的李先生正是风华正茂、年富力强、事业有成的黄金岁月,由于他对中国、美国主要农业区的土壤进行过大量的实际考察和研究,而且对土壤地理、土壤制图以及土地资源分级和评价等方面有了相当的基础和造诣,本可以长期留在美国工作。但是,他始终思念着正在遭受日本侵略军铁蹄蹂躏下的灾难深重的祖国和人民,谢绝了美国朋友的挽留,放弃了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于1945年6月毅然踏上了归国的旅途。

回国以后,正值祖国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为了争取人民民主、为了祖国的科学进步,李先生经多方奔走和联络,与同事熊毅、侯光炯、李庆逵、马溶之和黄瑞采等,并联合中央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中央农业实验所的土壤工作者近70人,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土壤学会,李先生被推选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中国土壤学会的建立,对团结全国土壤科技工作者,为振兴和发展祖国的土壤科学而奋斗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是我国土壤科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2 以土壤调查为基础,对土壤发生学分类的新贡献

20世纪30年代前后,我国的土壤学与地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一样,还处在研究各自分类系统的阶段。土壤分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土壤学在我国起步较晚,对土壤分类研究较少,受原苏联、美国的影响较深。面对这样的现实,李先生深信探索和实践是解决科学问题的主要途径。他积极参加野外调查,以便积累经验,增长实际知识,进而为中国的土壤分类做出贡献。

早在1932年,李先生作为北平中央地质调查所调查员,参加了陇海路西北考察团,赴渭河流域为陇海铁路西延,修建潼关至兰州段而进行地质、土壤和农业环境资源的调查。当时正值关中大旱,霍乱病流行,到处新冢累累。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饥民的悲惨情景激起他强烈的忧国忧民的责任感。他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在疫病流行区完成调查工作。这次秦川之行,迈出了他考察祖国河山的第一步。关中归来后,1933年又应平民教育会的邀请到河北省定县作详细的土壤调查和分类研究,并绘制成图。1934年,他又赴江苏、安徽和浙江等长江下游几十个县进行土壤调查。这期间,他往返于大江南北,徒步万里,采集土样近千个,对太湖流域、长江三角洲进行了土壤成因和地貌的分析,还绘制了1∶100 000的水稻土分布图。

1935年,李先生和他的同事以及中央地质调查所的美籍土壤学顾问J . Thorp 一起到两湖、江西等地调查长江两岸及湘赣支流谷地红壤的发生和分布。这是对我国这一地区最早的土壤调查。在对红壤和水稻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很多新的土壤类型。当时正值土壤科学由简单的机械论向土壤发生学过渡的阶段,他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国内土壤学界的重视。

1936年,李先生赴山西五台山山地和汾河河谷等地考察土壤。后来再度与J . Thorp合作,深入到福建沿海和两广等地进行细致的、长期的土壤调查。他们在广西协助建立了省土壤调查所,培训工作人员,出版了3册《土壤专报》。在土壤分类方面,他们提出红壤的分类、黑色石灰土的阶段发育类型、水稻土的类型以及石灰粉对缓解酸碱度和板结等问题的作用,同时也发现了广西水土流失严重。

1939年,李先生和熊毅、侯学煜等3人在贵州进行了为期1年的土壤调查。当时贵州省农业生产水平低下,人民生活极为贫困。他们在调查后写成“贵州中南部之土壤”一文,论述了该地土壤的发生学过程和分类特征,并对该省如何合理利用土地和发展农林业生产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可惜,由于时代限制,这些研究成果未能带来任何经济效益。

李先生于30年代在柳州调查时发现了黑色石灰土的发生进而演变为红壤所经历的各个阶段。1940 年,他再度深入广西,又发现了不同色泽的石灰岩母质演变为各种石灰土所经历的各个阶段。通过长期的实地调查,李连捷先生发现华南数省水土流失严重。不论是沿海低地还是内陆山地,都是由于大肆破坏森林和不适当利用土地所造成的。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不毛的丘陵地区,地表径流和河流中都因载沙量过多,经常致使河道淤塞。这种现象在降雨量1000～2000mm 的华南数省都不同程度存在。他把这种现象称为“陆沉”。

在上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李先生对红壤、黄壤的形成与第四纪地质及水文的关系提出了见解,撰写了4部有关广西和贵州土壤的论著,并首次就土壤分类提出了3个土纲,即:自成土纲(automorphic) 、水成土纲(hydromorphic) 和复成土纲(metamorphic) ,开创了我国红壤、黄壤自主分类的先河。

新中国成立后,他赴西藏、新疆和青海进行综合考察;深入海南岛、雷州半岛等沿海地区调查橡胶宜林地; 去原察哈尔北部考察防护林带; 到东北、西北规划军垦农场; 直到1985年,他已年近八旬,还带领研究生爬上北京昌平南口的山地,进行土壤和地貌的考察;1987年他再度西去新疆;1988年又去大别山, 半个多世纪以来,他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汗水洒落在高原和大山之巅。他考察过上万个土壤剖面,行程逾30×km。长期的实践,使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进而升华为理论,为我国的土壤发生和分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他并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用“晚年盛世人不老,梦醒犹希踏昆仑”的诗句来表达他的“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豪情。

3 科学研究与生产结合,开创了土壤科学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新途径

多年来,李连捷先生始终坚持科学研究为生产服务的方向,他认为土壤应在宏观系统理论上帮助农业生产的发展,他曾说过:“土壤学绝不是只研究那二亩半土地,而要把眼光放在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开发和治理上。”他甚至不苟于别人对他的误解和反对,以其具体的科学研究和实践活动,闯出了土壤学和土壤地理学为工农业生产服务的新路,既促进了土壤学科的发展,又为国民经济的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西藏和平解放后,为了开发边疆,巩固国防,尽快改变西藏贫穷落后的面貌,1951年,政务院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决定选派一批优秀的科技人员,包括农业、土壤、地质和医药等方面,组成工作队,赴西藏进行科学考察和生产开发。李连捷先生被任命为西藏工作队农业科学组组长。

从1951年到1952年,李先生为了事业的需要两次进藏,冒着生命危险,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国家和人民交给他的任务。

首先是交通困难,由昌都到拉萨要翻越海拔5000m以上的山梁(峰)18个,道路崎岖,有的连马匹都难以通行;其次是高山缺氧,气短无力,举步为艰,有的同志几乎牺牲了生命;再次是恶劣的气候,在正常情况下也要“一日分寒暑,十里异葛裘”,还经常要受到“风云突变,雨雪交加”的袭击。他们住帐篷,吃夹生饭(高山气压低,米饭蒸不熟) ,和野果野菜。赶着牦牛,艰苦跋涉,边行进,边调查,边工作。由昌都到拉萨,竟走了48天。

进藏后,农业科学组考察了青藏高原独特的地理环境、气候和土壤条件以及农牧业生产状况,采集了许多标本和样品,帮助兵站建立农场,给他们提供种子和技术,为解决部队副食品供应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拉萨,李先生和同事们还为驻藏部队举办农牧业生产技术培训班,建立高原农业试验站,指导干部战士进行科学试验和生产实践。兽医人员还筹办了兽医班和血清厂。在工作队和驻藏部队的共同努力下,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他们试种的黑麦亩产达400kg ,引进的苜蓿等豆科牧草深受广大牧民的欢迎。内地的冬小麦、圆白菜、大白菜和萝卜也在高原安了家,世界屋脊上首次生产出了西瓜。

李先生和他的同事们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唤醒了西藏这块沉睡多年的土地,开创了那里有史以来的农业科研工作,引进了新的农牧业生产技术,为西藏地区的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和农牧民生活的改善,也为改善当时入藏部队的副食品供应做出了积极贡献。

由于恶劣的自然环境尤其是高原缺氧、生活条件差、营养不良,加上繁重而艰巨的工作,李先生在后一次进藏期间,终因积劳成疾,几十天卧床不起,体重下降逾10kg。中央驻拉萨的代表和驻军首长,虽然调动了当时一切的可能来为他治病,但终因条件有限,不能奏效。为了抢救病危的科学家,为了避免道路艰难遥远可能造成的不幸,中央决定派专人护送,绕道印度,经香港返回北京,在中国科学院和卫生部领导的关怀下,在当时医疗条件最好的协和医院进行治疗。

西藏之行是李先生人生历史上珍贵的一页,是他用自己的知识和才干,甚至生命为新中国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服务的良好开篇。李先生在世时,每当他回忆起这段经历,都会异常兴奋和激动。他总是乐观地认为:虽然历尽了艰险,但开阔了眼界,磨炼了意志,完成了党和政府的重托,为发展西藏经济,改善西藏人民的生活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是值得的。自那以后,李先生就始终迈着坚定的步伐,用自己的土壤学知识,行进在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经济建设服务之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做出了一个又一个积极贡献。

1951年,轻工业部为了加速华北地区经济发展,计划建立一个日处理千吨的甜菜糖厂。他应邀与化学工程专家陈陶心一起,先后在原察哈尔、原绥远和山西3省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考察。他们就土壤、气候对甜菜含糖量的影响,与制糖有关的其它原料的数量和质量以及生产、生活用水和交通运输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和综合分析,选择了厂址,确立了甜菜生产适宜区域,建成了新中国成立后华北地区最大的食糖生产基地。

1956 年,他率领由120 多人组成的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考察队,对新疆的土壤、气候、植被、地质、地貌、农学、畜牧和水利等进行了考察。经过调查,证明阿尔泰地区有丰富的水源,可以引用额尔齐斯河水灌溉北疆的草地,以此来改善北疆的草原质量,发展北疆的畜牧业生产。后因在这一问题上,与当时在考察队中的原苏联专家发生意见分歧,考察队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

1963年,李先生又同南京大学地质专家肖楠森等一行10余人到黄河后套调查,了解到那里虽有良田百万亩,但由于没有合理的灌溉和排水系统,农民盲目地引黄灌溉,造成了严重的次生盐渍化,盐斑成片分布,水稻田内杂草、芦苇丛生,产量极低。针对这种情况,李先生等建议将全河套70×亩) 盐渍化低产农田,按其盐渍化程度分为四大地段,进行系统排灌,分段治理;并以东端乌梁素海低地作为总排水枢纽,进一步深挖,以利流水畅通下泄。这个方案的实施意义重大,既可引黄灌溉,又可适时排水,防止地下水位抬升。为控制次生盐渍化的发生,因地制宜种植各类作物提供基础和条件,对支援包头钢铁公司的生产和职工生活所必须的农副产品的供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同年,李先生在北京市科委和科协领导下,组织该市的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师生近百人,对北京山区进行了综合考察。针对怀柔县山地水源未能在农业上利用,降水随地表流失的情况,他建议引水截流,即在干河床上凿浅井蓄引地表水,使麦田得到充足的水源进行灌溉。在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则建议修建水平梯田和禁止在坡度25以上的坡地上耕种。他还亲自率人在琉璃庙乡种植了数十亩冬小麦做示范,几年后全县山区就开始大面积种植小麦,从而结束了当地农民从未种过细粮的历史。考察队还对山区的核桃、板栗和草药等资源进行了调查,推动了当地农、林、牧、副业的全面发展。

1974年,年逾花甲的李先生又与北京农业大学的师生一起投入综合治理河北省曲周县盐碱地的工作。根据“盐随水来随水去”的原理,制定了一套以浅井深沟为主体的工程,即井组沟网结合,农林水并举的综合治理工程技术。仅在三四年内,就将千百年来都是“春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只闻耧声响,不见粮归仓”的盐碱荒地治理成米粮仓。这一成就引起了国内外人士的关注,受到了农民的普遍欢迎。治理区的农民纷纷自动起来捐款,为曾做出贡献的北京农业大学专家们立碑,以永远表彰和纪念他们的不朽功勋。

1975 年,他又主动应邀到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进行草山的开发治理研究。南山地处湘桂交界,是荒凉的山地森林草地,发展农牧业受到限制。李先生一到这里,就跋山涉水实地考察了3个多月,每天步行30～40km ,查看那里的土壤、地质、植被等自然生态环境和草地分布状况。根据调查,李先生决定一方面引进优质牧草,另一方面实行“条带垦植”,即山顶地带保持原貌,而在半山腰处沿等高线开垦水平梯田,并沿梯田周围种树,形成水土保持林带。他还将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引进的50 多种优质牧草在这里试种,经过筛选,从中找出5 种适合于当地生长的品质好、适口性和再生能力都很强的品种如苜蓿和三叶草等。经过几年努力,南山牧场终于扭转了连续25年的亏损局面:1980年人工草场投产当年保本,1981年盈利5万元,1982年盈利10万元,1983年盈利20 万元。南山草场的开发利用研究,为我国华南黄壤地区山地合理开发利用摸索出宝贵的经验。因而于1982年,他荣获农、牧、渔业部颁发的技术改进一等奖。

1975 年冬,南山普降大雪,李先生冒雪来到南山进行调查研究,一干就是十几天。这位时年67岁高龄的老教授的行动和精神,感动了所有陪他一块工作的同志,有的人甚至疑惑地问他这样做是为的啥? 他以一首七律诗答曰:“问君何事到南山? 路滑坡陡百草寒。踏雪寻梅非我愿,缘木求鱼索自然。敢将冬茅化鲜乳,不让寸草空仰天。岁暮晚年争朝夕,白发苍苍益壮年。”

4 为土壤科学的发展培养了满园桃李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给当时刚刚回到祖国怀抱的李连捷先生以极大的鼓舞。他多么希望在祖国百废待兴的土地上一展宏图,实现自己多年来报效国家的愿望。但是,国民党反动派挑起的全面内战,迫使他不得不中断了自己的对土壤的科学考察和研究。1946年,他应北京大学农学院之聘,任土壤学教授,并于1947年兼土壤学系系主任。从那以后,他就在农业教育园地辛勤耕耘了近半个世纪。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清华大学农学院、北京大学农学院和华北大学联合组成北京农业大学,李先生就在北京农业大学工作,直到1992 年1月11日不幸逝世,先后担任过土壤教研组主任,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等职,始终坚持在教育第一线。

1979年,经李先生的多方努力,由联合国粮农组织与我国农业部合作在我国建立的第一个“农业遥感应用与培训中”在北京农业大学成立,他亲自出任中心主任。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在他的指导和具体关怀下,中心举办了20期培训班,除为我国培训了500多名农业遥感的应用人才外,还完成了国家水土保持、土壤监测、作物估产和草场监测等多个科研项目。

1980年,作为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李连捷先生恢复招收硕士研究生;1984年,以他为首建立了土壤学首批博士点,招收博士研究生。他忘记了自己已年过古稀,仍亲自给研究生讲授地貌、第四纪地质、土壤分类和土壤专业英语等课程,亲自带领学生到延庆、昌平和房山等山区进行野外实习考察。他拿着放大镜,对研究生们的试卷和毕业论文进行逐句逐字的修改。

1984年,他又带领助手和学生在京郊建立了南口太平庄山区实验点,开展了燕山和太行山山前易旱地带土壤和土地资源的分类、评价、治理及开发的科学研究,以实现他30多年的夙愿。他经常亲自到现场考察和检查指导工作,还多次和学生们一块吃住在基点。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农业大学一级教授、国内外著名土壤学家,李先生不顾年事已高,竟能如此和学生们打成一片,使学生们深受感动和鼓舞,给他们上了永生难忘的人生一课。

在近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中,李先生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土壤科技人才。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其中不少人已成为土壤科学教学和研究领域里的骨干力量,有的成了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甚至院士和领导干部。

李先生深受学生的尊敬,不仅因为他知识渊博,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而且因为他为人耿直,敢于坚持真理。他坚决反对“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处世哲学。对学术问题和社会问题,他都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决不趋炎附势,推波助澜。1979年,社会上盛行开会之风,大会小会比比皆是。对此,他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投书报社,阐述“清谈误国”的道理。他的这一行动,受到人们的赞扬和支持。

进入90年代后,他患有多种疾病,多次住院治疗,但仍不顾年老体弱和家人、学生的劝阻,去外地视察工作或开会。这位耄耋之年的学者,每天手拿放大镜伏案挥笔修改论文,撰写书稿和编写教材,同时还孜孜不倦地研究以土壤特性为依据的土壤系统分类学,希望促进我国土壤分类学数量化和科学化,并跻身于世界先进水平之列。

土壤总是无私地向作物提供着自己所有的养分,李连捷先生有着同样品格。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和心血都献给了祖国、献给了人民、献给了他为之奋斗终生的土壤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对于他的学生来说,李先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教授。他实事求是、着重实践的科学态度,他兢兢业业、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他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都是学生们从书本上得不到的宝贵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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